I、邓小平理论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探讨
董德刚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主题的多种提法及其统一
所谓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总纲，亦即对邓小平理论的总体概括。根据邓小平有关论述和党的文献，对此，现有四种比较权威的提法：
第一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后，由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更明确地指出：这个理论所围绕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界一些同志进一步将“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简称为“主题”。
第二种：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发展，他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同志2002年3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都强调发展是主题。
第三种：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中国的现代化，认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五大报告也作出了重要概括：“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第四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1982年首次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概念，也是邓小平理论原来的名称，并且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围绕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四种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能否统一起来？
我认为，以上提法虽有差别，但总体一致。第一种提法的“主题”是指邓小平理论所针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含义是，在20世纪末叶世界迅速变化发展、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今后的路怎么走。后三种提法的“主题”则是“中心思想”或“主要内容”的意思，它们是对前面所提“主要问题”的科学解答。因此，四种提法并不矛盾。而在这些解答中，“发展”和“现代化”是基本同义的，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内容还是搞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面更宽，但是，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发展或现代化。可见，这三种略有差别的提法是相容的。
科学理论是实践的正确反映。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实质是对现阶段党和人民实践主题的揭示。现在，我们党和人民实践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针对性及其发展问题
1.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主要针对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些同志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个概括，没有讲到公有制，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公有制、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基本规定性。搞社会主义，当然要坚持这些基本规定性。这些，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邓小平同志熟知这一点。然而，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恰恰没有简单重复它们，没有停留于这个常识水平，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讲过的新概念：“社会主义本质”，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同志是十分自觉和有意识地要揭示比公有制更深层次的东西，因此，在这段论述中才未提公有制。
然而，在过去很长时期里，我们往往以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有了公有制，就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愈大愈多愈纯，社会主义就愈成熟。这种认识很不科学。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公有制至少有两类：一类是长期没有效率和效益的公有制，一类是有效率和效益的公有制。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坚持哪一种公有制？根据什么来对它们进行取舍？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意就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已经知道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引导我们认识清楚，我们究竟应当要什么样的公有制？根据什么来对它们进行取舍？可见，社会主义本质是比公有制等等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它是为我们要什么样的公有制定向的。它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其他制度，说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搞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实质意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公有制等各种制度及其实现形式，都是为其服务的手段。假如它们不符合甚至违背这个根本目的，就必须坚决进行改革。这样，就为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包括改革和完善各种制度指明了正确方向。
2.社会主义本质论需要发展
有的同志提出，十六大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时，删掉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再复述它，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巨大历史贡献。它是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集中回答，它抓住了生产力和人民利益这个根本，从世界观、历史观层次端正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否定了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为我们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进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多年来，我们对什么是“剥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直到今天，不少同志囿于传统观念，往往还是简单化地认为，私营经济存在剥削，投资回报都是剥削，等价交换掩盖剥削。这同我们现阶段要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鼓励国内外投资、实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即便目前存在剥削（这需要深入的科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而不是“消灭”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考虑，不宜在现阶段党的指导理论中再谈“消灭剥削”。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基本未超出经济领域。经济是根本和基础，但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突出起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问题也凸显出来，需要新的理论说明和指导。第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很弱小，现在要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尚缺少实践基础。目前，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实践。
有的同志特别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了“五句话”，即“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后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它不仅包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社会公平等内容，而且还提出了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新的“五句话”既同马克思主义促进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相衔接，同时又明确把它限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也就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由上可见，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科学理论也要随之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如此，一切理论都是如此。
三、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深层含义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它们是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关键和前导，是贯穿和统率邓小平理论全部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是“破”——破除错误思想，实事求是是“立”——树立正确思想，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1.实事求是的三层意蕴
实事求是的浅层意蕴是“说真话”。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第二层意蕴是“求规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此作过经典的界定。这种解释，将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实事求是上升到科学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使之成为一个专用术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其深层意蕴，则是“求规律和为人民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2]“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3]这些解释，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比前一层含义宽泛得多了。它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包括价值论。它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我们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要求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阐明，在社会历史领域，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求规律，说到底，是为了利用这些规律，更好地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就把科学的认识论、真理观同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论结合起来，体现了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与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的统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是认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这个核心内容，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我们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意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理解实事求是的真谛。“实事求是”的上述三层意蕴，是由浅入深、由单面到全面的关系，我们应当力求理解得深入一些、全面一些。
2.“三个有利于”是实事求是的根本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最根本的内容。因为一方面，“三个有利于”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三个有利于”又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即生产力立场、人民群众立场，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是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它既通俗又深刻，集中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和我们党认识和评价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指南，是贯穿上述三大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谛和尺度，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所谓解放思想，说到底是从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所谓实事求是，说到底就是坚决彻底地按照“三个有利于”去做，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不少同志把邓小平理论等同于邓小平个人的理论，这是不够确切的。诚然，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确实发挥了重大的和主要的作用，因此这个理论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从根本上说，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及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指出的：这个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邓小平个人的理论，而是新时期我们党的基本理论。
这不仅因为从邓小平理论的来源看，它是对党和人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其中包括对国际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没有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造，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更重要的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说，党的领导集体和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确实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但大多没有展开论证，更没有把它们系统化，做这个补充丰富、具体论证特别是系统化工作的，是党的领导集体和许多理论工作者。譬如，用“十二个要点”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这个理论高度概括为“九条”并作了系统论述的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作出新的阐述和重要发展的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其实，即使是邓小平的著作，大量的和主要的也是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它们大多是一定领导集体研究和讨论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自己也多次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这样来理解邓小平理论，我们的视野就会更为开阔，认识就会更加深刻。我们之所以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虽然包含着对邓小平个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崇敬，但更主要的却是对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尊重，对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对我们经过长期探索、付出巨大代价所换来的宝贵经验的尊重。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实质是说，只有党和人民的这些基本经验（包括国际经验），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切实管用的知识和智慧，提供避免各种偏差和失误的重要借鉴，成为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基本指南。
反思过去，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都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来，用领袖个人姓名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其作用具有两重性：从正面看，它便于全党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树立形象，这种作用是主要的。从负面看，在有些时候，也会带来消极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党的指导思想与领袖个人的所有论述混同起来，从而导致种种偏差，直到造成全党以至全国服从某一个人的可悲局面。例如，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很多人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搞教条主义，认为他们“句句是真理”，而且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就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甚至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把毛泽东的个人意见看得高于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党章乃至宪法。
所以，必须把党的指导思想即党的基本理论同领袖个人的思想观点区分开来，科学界定党的指导思想的内涵，最好不用个人姓名命名党的理论，以便清除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这对于我们全党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
我认为，相对划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间界限，是正确回答二者关系的一个前提。如所周知，“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在1997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1999年。在此期间，邓小平理论理所当然地一直是我们党的主要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那种认为邓小平理论截止到1992年甚至1989年的观点是错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固然总结了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也概括了我们党成立八十多年的基本经验，但是，它的明确提出毕竟是在2000年，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所以，应当以2000年为界，相对区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在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时，就不要把2000年以前甚至1992年的东西再列入其中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体上是一致的。第一，基本问题一致。它们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都是适应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第二，主要内容一致。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对于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发展的战略道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重大问题的观点一致。第三，体系形式一致。这突出表现在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都分为16个部分100条，其中绝大部分的副标题都是相同的。第四，地位和指导意义一致。它们都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同时，邓小平理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有差异。第一，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它们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阶段，但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所面对的世情、国情以及党情同中有异。第二，它们所回答问题的重点不同。邓小平理论已经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初步回答，但其重点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重点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藉此来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它们的内容同中有异。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理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中开辟新路，创立理论框架；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其发展形态，适应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的需要，则是在与时俱进中拓宽新路，丰富理论内容。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是对执政党建设的觉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创新。第四，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同。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经历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过程，因此，反映这个长期实践过程的科学理论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态，因为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态，因为它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上述基本问题；将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更加发展，我们的制度会更加成熟和“定型”，那时，还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形态直至“完备”形态。我们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通起来，将它们统一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7.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118.
[4]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07-01.
II、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
宋佩玉 唐洲雁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理论界、学术界围绕着纪念世纪伟人邓小平的生平、思想和业绩，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出版了许多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形成了深人学习和研究的新高潮，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在新世纪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对围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无疑很有现实意义。
一、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7年。他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共始终;他的业绩，曾经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因此，要了解邓小平就必须了解20世纪的中国;同样，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也必须了解邓小平。特别是在新的世纪之初，在纪念这位世纪伟人百年诞辰的时候，探讨邓小平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自然就成为学者们面对的首要问题。
十五大指出，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下位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伟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许多学者指出，和众多的中国先进分子一样，邓小平走过了从爱国到革命再到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道路。作为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而且参与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现代化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他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领导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运动，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对此，学者们一致认为，邓小平一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学者具体研究了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超越。认为邓小平一方面敢于正视、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纠正和继承的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龚育之指出，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言，还有第三个重大因素，就是创造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改革理论上，有两大创造，一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两大理论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小康社会论，以及一国两制论等等，就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伟大创造。[1
冷溶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位伟人，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晚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凸显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2]
二、科学总结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和指导意义
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相联系的，是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邓小平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绝不局限于20世纪的中国。许多学者指出，邓小平既有着经过千锤百炼的老共产党人那样毕生积聚起来的高度政治智慧，又始终保持着像青年人那样的一颗朝气蓬勃、对新鲜事物异常敏感、不断开拓进取的火热的心。他永远面向未来，他的理论对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在经历了无数失败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在我们党经历了许多挫折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自从邓小平为我们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开始转危为安，并从此越来越兴旺发达。[2]
一些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第三，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第四，它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3]
另一些学者则着重研究了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认为它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较快地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和平崛起，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为之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三是邓小平理论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和对待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既看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对立和较量的一面，又看到它们可能长期共存和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估计，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而成功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深入探讨了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过去，学术界关于这个间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一生“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以及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金冲及系统研究了邓小平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认为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抗口战争时期，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统揽全局、果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二是当解放战争进人1947年的转折关头，他和刘伯承一起率领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充分显示了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和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三是在解放战争决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4]
有学者详细考察了邓小平1952年至1956年的工作和思想轨迹，指出1952年以后，邓小平由大区党政负责人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主政西南安邦定局的深厚历史基础上，参与领导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协助中央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以执行中央路线的坚定性，顾全大局的政治家气度，锐意进取开创新局面的领导作风，以及公正、公道的政治品格，赢得了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高度信任，稳健地步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走上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一些学者还重点研究了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情况认为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起点。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肯定了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做法，试图回到探索的正确方向上来;是在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基础上，酝酿新的建设思路。
除了对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贡献进行深人研究之外，许多学者还对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研究。其中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在三线建设中的作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深人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发展思路，指导三线建设顺利展开;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和改造三线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贡献，认为他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一方面是因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他就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力倡实事求是，为讨论作了思想铺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他最先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还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贡献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奠定了起草《决议》的基础;二是主持起草《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三是对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为研究当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
四、集中研究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杜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在新的世纪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促进了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研究。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但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此，许多学者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后，结合学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探讨，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鲜明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和国家民主生活这一重大课题，认为要使党和国家民主生活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多次强调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从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绝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否则非出乱子不可。他的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渐进性规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值得我们今天深人研究和认真总结。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它的基本内涵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总体目标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它的总方向是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它的重要任务是要使民主制度法律化。
有学者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二是维护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相统一;三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四是党要加强法制，增强法制观念;五是完善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通过研究，学者们指出，我们今天深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第二，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核心，促进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不断深化和拓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五、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为重点，深化了对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研究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即集中反映了邓小平是怎样领导全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反映了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突破。年谱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60%的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
不少学者根据(年谱》提供的最新材料，对邓小平晚年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其中有的人专门研究了邓小平关于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认为这是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邓小平1990年曾经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狮131卜二对此，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两个飞跃’‘的思想，在理论土是对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高度概括，在邓小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两个飞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第一个飞跃是基础，第二个飞跃是目标和方向，从第一个飞跃到第二个飞跃是一个前进的、发展的过程，它们都贯穿着“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因地制宜”的思想，都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其在农村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生产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6]
有学者还专门研究了邓小平晚年的“两个担忧”问题:一个是中国到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是中国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晚年在不同的场合曾经多次谈到这两个间题，十分肯切地告诫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关注这两个问题、思考这两个问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晚年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已经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全党和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思考和着手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这两个问题。[7]
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邓小平晚年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提出要切实把握住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必须以“四个坚持”为前提，二是必须发展国有企业，三是必须防止两极分化。[8]
六、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邓小平诞辰l00周年之际，学者们围绕着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深人探讨了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同时也进一步考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研究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们具有思想交汇、理论相融的特点，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大理论体系，因而总休上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这种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致，即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都是适应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其次表现在主要内容的一致，即都是以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对于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基本国情、时代特征、主要矛盾、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基本一致。再次表现在理论地位和指导意义的一致，即它们都被写人(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有的学者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展开的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展和深化。二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思维，即都是为了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统一，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富裕相统一，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相统一。三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起点、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即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有的学者则把这种内在一致性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在理论特征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创造性地用于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理论概括。第二，在社会理想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第三，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第四，在理论品质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有学者还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若干差异之处。首先，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虽然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阶段，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深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所面对的世情国情以及党情同中有异。其次，它们所回答问题的重点不同。邓小平理论已经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初步回答，但其重点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重点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借此来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它们的内容同中有异。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和奠基性理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中开辟道路，创立理论框架;而“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其发展形态，适应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的需要，则是在与时俱进中拓宽新路，丰富理论内容。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是对执政党建设的觉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作出了多方面的创新。[9]
七、初步探讨了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在发展间题上的根本指导思想。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在发展问题、发展理论卜的最新认识、最新成果。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理念，开拓了发展思路，破解了发展难题，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重大突破。
学者们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发展改变了社会，以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发展成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对人民群众而言，发展成为国富民强的最大期盼。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化，其内部规律日益明显地展示出来，为人们更加清醒更加深刻地认识它、把握它创造了条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思想过程，从当初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到后来江泽民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10]
有学者从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1、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基本出发点和依据;2、它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3、它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精髓和实质;4、它关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思想基础;5,它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施步骤;6、它关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南;7、它关于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战略重点;8、它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现实课题;9、它关于“三个有利于”论断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评价的根本标准。[11]
对目前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颇现象，有学者还进行了认真的评析。李君如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弄清楚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或者完全对立起来。最近有个别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是强调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科学发展观主张共同富裕，等等。这种把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对立面来进行论述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不是单纯讲经济建设，更不是把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他还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发展，强调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必须明确，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在这一点上认识不清、就会使我们在党的指导思想t产生很大的混乱。[12]
总之，2004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丰收之年。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学者们在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里，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拓展和推进，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都拿出了自己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增光添彩。除了上面介绍的七个方面之外，在邓小平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以及他的生平业绩、品格风范等方面，都有大量有水平、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发表。这些成果，虽然绝大部分都发表在2004年，但却是广大专家学者在世纪之交不断思考、探索和研究的结果，堪称跨世纪的精品力作。
2004年8月，中央七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166篇，代表了理论界、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次会议是对跨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次全面检阅和总结，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在新世纪新阶段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跨上了新的台阶。在这次会议上，李长春代表党中央，强调了当前深人学习、宣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肯定了理论界、学术界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同时对今后进一步开展好邓小平理论研究，提出了六条明确的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从而开启了邓小平理论研究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深圳特区报》2004年8月16日;
[2]“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人民日报》2004年8月12日;
[3]赵曜:“全面系统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百周年纪念—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观点，均引自此书);
[4]“邓小平和20世纪的中国”，《解放日报》2004年9月13日;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赵智奎:“月集体经济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7〕王章维:“邓小平晚年的‘两个担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8]张雷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9]董德刚“邓小平理论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探讨卜”，《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0]曹前发:“邓小平发展观略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1]季明:“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2]“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8期。
III、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四大问题观点综述
成龙 钟晓莉
近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海外学者、人士的广泛关注，而首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成为海外学者、人士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为，分析海外学者、人士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视野，加强海内外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海外学者、人士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大问题上，笔者将这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海外学者重点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类相反的观点。持“割裂对立论”的海外学者、人士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根本不同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背离。
英国学者克林伯格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一书中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放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disintegration of
Marxism)，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延续。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看来不会失败，但中国走的却是商业共产主义的路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相距甚远，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子。[1]玛莉·黑瑟·张(Maria
Hsia Chang)认为，邓小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念。在这样做的时候，邓小平铺平了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复活的道路。巴莱特·L·麦克米克(Barrett
l.McCormick)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官僚》一书中称邓小平理论为列宁主义的极权主义。闵心·佩(Minxim
pei)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和经济转轨模式》的文章中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不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维维伊勒·舒(Vivinnne
Shue)的题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的论文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合作主义”。在《中国季刊》、《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事务》等刊物发表的另一类文章中则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儒教—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共同特点就是极权主义。西班牙驻华使馆参赞凡胡尔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儒教与共产主义的混合体中，列宁主义是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成分”。他还指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夺取政权乃至建设如此复杂与庞大的国家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还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已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因而，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有了根本不同。日本学者小林弘二和矢吹晋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去世后，倡导‘解放思想”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这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重新取得了领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试图谋求意识形态的灵活性。”[2]
与以上观点根本对立的另一类观点是，相对于“左”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运用而言，邓小平理论应被视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期纳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是新的理论，但却具有传统的实质。[3]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大家知道，这一章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实际上，现在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邓小平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4]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指出了列宁主义对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起的指导作用，即80年代，中国抛开了意识形态上的许多包袱。党的领导人以列宁的话为根据，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如中国人所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意味着，凡能够促使中国现代化的东西，均属社会主义。[5]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海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讲“猫论”，讲“实事求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些都是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的另外一种说法，本质上与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学者石池雨指出：“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6]显然，这种观点把“猫论”与实用主义只注重结果，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的理论相等同了。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一文中讲得更为直接“中国学者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进步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能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的这一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7]
与以上观点相反的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这类观点所讲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英国学者派伊指出：“西方分析家们所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意思是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较少意识形态而更多实际的因素，并因而公共政策强调经济理性以及与物质现代化相联系的世界进步。”[8]前苏联学者佩旨兹涅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它甚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不管任何阶段，集中化要保证实现像空气那样必要的市场性、竞争性，同时不要让这些现象产生这种或者那种剥削形式的可能性。谁也没有完成过这一任务，但这是历史提出的任务，因此必须履行。从这一观点看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到实际情况，考虑到每一特定时期而不同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不同所有制、贸易方式的相互作用等等）。这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的实用主义。”西方观点出版社由罗伯特·克林伯格著的《中国的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机动性的实用主义性质”。[9]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
对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姓“资”，是“变相资本主义”。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索林格(Dorohty
J.Solinger)在其著《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直接称邓小平理论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他认为，中国在80年代末实行的企业破产，企业兼并，股票和股票市场这些积累资金的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10]卡麦尔(Solomon
M.Karmel)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公私合营有限股份公司的发展，其“结果是一种缓慢的政府主导下的更多地朝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这种以合营方式建立的项目——这些公司的出现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具有公私二重性——这大概是对中国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概括。”[11]美国学者R·史密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面对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开始转向市场，以挽救其陷入困境的官僚经济。在R·史密斯看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私有化，中国将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
东欧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也提出了质疑，他们信奉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央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改革性”，唯一的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当首推匈牙利经济学家牙诺什·科尔耐。他的基本论点是，一旦人们拒绝接受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那么，除了各种形式的西方背信弃义中的某一种外，别无其它可供选择的有生命力的道路。在科尔耐看来，诸如“市场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都纯属幻想，这样的体制是无法运行的。按照科尔耐的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迅速扩展“私人部门”，也正在走向资本主义。
在海外，除“变相资本主义论”这种说法之外，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理解，这种观点坚持认为，邓小平理论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早在80年代中期，针对海外一些人对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性质的错误理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12]80年代末，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不是而且现在也不是一个‘走资派’。虽然毫无疑问他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对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的哲学信仰却不会改变。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他一般不加干涉。”[13]
与那种认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唯一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观点相反，俄罗斯学者阿·布坚科通过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指出：“中国的经验说明，拒绝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不等于拒绝经济改革，平稳地、相对无痛苦地从管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保证使社会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14]日本学者松木盛雄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概念，自它问世以来，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研究员早就议论纷纷，有人说它‘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还有人说它‘不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哪一方面是重点’。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邓小平极为现实的‘南方谈话’，为这种认识打上一个‘句号’。”[15]
四、关于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为，邓小平是当代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伟人之一，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促进者。
海外学者、人士认为，邓小平改革成功的一个突出标志是中国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成功》杂志1985年将邓小平选为“成功者”，称他是一位“具有勇敢和创新精神的人物。”而他的成功则来自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法。给前苏联设计了“休克疗法”方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在英国《经济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在对比中俄改革的绩效后，承认俄国的“休克疗法”没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可靠。
国际社会盛赞邓小平能够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功过。被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的泰斗”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毛泽东集》的主编竹内实指出：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16]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认为，“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而是努力利用建国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之有利于新的政策。”[17]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之一的设计师而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常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则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腰杆子挺起来了。”
海外学者、人士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对世界生产力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早在1978年，法国《观点》杂志就选他为“本年度伟大人物”。美国《时代》杂志于1978年和1986年两次将邓小平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赞扬他“解决了十亿人发展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还指出：凡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美国《世界报》把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评为1978-1988年的10年风云人物，认为他们最代表时代精神，是10年务实精神的化身。1992年，尽管邓小平已经退休，但英国《金融时报》依然选择他为“1992年风云人物”。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邓小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俄罗斯学者杰柳辛指出：邓小平“用批判的眼光重新理解毛泽东和马列主义的道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邓小平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18]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1992年访华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更具特殊意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于1992年访华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土耳其社会党主席佩林切克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资本主义复辟倒退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其中起了带头作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现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党，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堡垒。
注释:
[1][美]布热津斯基. 大失败(中译本)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220—221.
[2]冷溶.海外邓小平研究[M ].山西: 经济出版社, 1993.9.
[3][美]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224—225.
[4][俄]M 1J 季塔连柯. 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贵凡译[J ].中共党史研究, 2001, (6) .
[5][美]苏珊·奥格登.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第二集[M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52—57.
[6][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M ]. 纽约: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1990.90.
[7][俄]彼沃娃洛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N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19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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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秦 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国内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过程。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推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历程，总结其成就，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对策。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仅仅是“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它反映的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因此，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并不只是从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这一概念才开始，而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已经开始。党的十四大以来，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若干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时止。这一时期，学术界除把主要精力放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系统阐述这些理论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虽然这种研究还不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框架下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后来人们从总体上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从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以来到现在。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上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00年2月到2001年6月。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和宣传部门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学习、宣传和研究，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此阶段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个代表”三句话的科学内涵及相互关系，如：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二是提出“三个代表”要求的依据，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重点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什么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什么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问题。三是提出“三个代表”要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重点研究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对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四是学习、宣传、研究“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意义，重点论述在新世纪新阶段为什么要学习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不过，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刚刚开始，研究的内容还只是集中在“三个代表”的三句话的内涵和“三个代表”要求对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上，还没有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提出了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一书，此书收录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到“七一”讲话的十二篇重要论述。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此书摘自1989年6月至2002年6月间江泽民同志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书信、批示等370多篇重要文献，汇集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江泽民同志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提出并阐明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阶段，学术界掀起了学习、宣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次高潮，国内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部分学术专著。此阶段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刻阐释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重要意义及“七一”讲话提出的若干重要论断，出版了多本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辅导材料；二是结合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三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阐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四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阐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其现实意义。与前一阶段相比，此阶段研究的内容更加宽泛，研究也更加深入。这一阶段，学术界以“三个代表”的三句话为核心内容，大致构建了一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但如何处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有理论创新的关系，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也未形成权威观点。因此，此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仍未包含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有理论创新的全部内容。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六大到2003年6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部署。十六大以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二次高潮。这一阶段，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阐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和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和新部署，并把这种研究纳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框架之中；二是继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具体包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研究；三是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具体实践工作的指导性研究，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如何具体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四是适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大学生头脑的要求，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研究。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尤其是7月1日胡锦涛同志发表“七一”讲话到现在。全党兴起了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学术界也兴起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三次高潮。此阶段，学术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进一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学术界结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以《江泽民论科学技术》、《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江泽民论“三个代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为依据，系统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成果的形式包括；(1)学术论文。自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学术界发表了近万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各个方面。(2)学术专著。近三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几十�